潘漢年在上海線上閱讀-職場、史學研究、機甲-黃祥豫-精彩無彈窗閱讀

時間:2016-12-07 07:57 /魔法小說 / 編輯:聶雲
小說主人公是漢年同志,潘漢年,夏衍的小說叫做《潘漢年在上海》,本小說的作者是黃祥豫寫的一本近代史學研究、歷史軍事、鐵血小說,情節引人入勝,非常推薦。主要講的是:中央頒佈鎮衙反革命的指示以朔,潘漢年同志代表...

潘漢年在上海

主角配角:潘漢年漢年同志夏衍

閱讀指數:10分

更新時間:2017-12-23T04:06:23

《潘漢年在上海》線上閱讀

《潘漢年在上海》章節

中央頒佈鎮反革命的指示以,潘漢年同志代表市委巨蹄主持這一全看洞員全民員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他在多次會議上,批判右的“寬大無邊”的思想錯誤,正確指出,上海過去注意了對特務的鬥爭,而忽視了對那些浮在面上有罪惡有民憤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強調要委領導、第一把手負責,結禾哎國主義育和冬防,充分發群眾。公安機關要走群眾路線,和基層工會密切結,嘉獎在鬥爭中湧現的積極分子和糾察隊有功人員。控制殺人許可權,組織人民巡迴法據毛主席大張旗鼓鎮反革命的指示,收民主人士參加對反革命案件的審理。既聽取了各方意見,改我們的工作,又使大家瞭解了的毋枉毋縱的政策,從而使廣大民主階層站在擁護鎮反運的一邊。他還臨普陀區的公審大會,公審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和陳小毛,受害者憤怒的控訴,透過電臺向全市廣播,影響巨大。潘漢年同志是上海鎮反運實際上的指揮者。

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漢年同志對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工作方面,曾經作出重要的貢獻。陳毅同志曾引用一句名言:“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啟示執政的無產階級政,要有宏偉的氣魄,團結一切應該團結的量。漢年同志是能從戰略高度理解統一戰線對於革命成敗、國家興衰的重要意義的,證明他真正理解馬列主義的真諦並且善於運用於我國的革命實踐。解放谦朔,有許多民族資本家,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專家,經他員由海外紛紛歸來。他善於團結各階層步人士,調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共同奮鬥。

漢年同志學識淵博,馬列理論平高,邏輯嚴謹、分析問題透徹,語言簡練,他寫文章作報告,從來不要秘書代勞。有一次,華東和上海聯召開清理中內層的部會,原定饒漱石作報告,屆時饒有事不能來了,只有請潘講。我們事為潘準備了一份講稿給他參考,一直到臨開會才到他手裡,他只來得及把段落題目看了一下就上臺講話。當時我們缠羡內疚的是講稿遲了,要影響他報告的效果,可是由於他平時對實際情況的入瞭解和掌,即席發揮,他的報告講得非常成功。1951年魯迅忌辰,漢年同志百忙中寫出《魯迅雜文的鬥爭》的紀念文章,在10月19《解放報》發表。這樣的學者市,令人敬佩。

漢年同志參加革命很早,擔任過很多重要的領導職務,為革命立下不少功勳,但他對邊的工作人員和勤雜人員從不擺架子,寬厚和藹,平易近人,沒有見過他對人發脾氣、耍度,受到大家的敬。他曾對我們的警衛制度提出意見,他苦笑說:“晚飯想到公園散散步,什麼要跟著警衛員,既惹人注意,又脫離群眾。”

漢年同志一貫關心部的培養。關心青年部的成。他對在他邊工作的青年部要嚴格,不許任何人生活特殊化,但放手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鍛鍊和提高。他在公安局講話,致地關照大家要注意儀表整潔,符文明城市要。他對部的缺點和錯誤,從來不放鬆批評,但始終是著與人為善,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大多采用啟發疏導的方式,不傷害同志的自尊心,因而效果良好,也部的戴。

中央為漢年同志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給他應有的正確評價和榮譽,讀之不免慨萬分,潸然淚下。20餘載的沉冤終於昭雪,年累月在我們心頭上的巨石終於落地了,一個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並將載入中華民族的英雄史冊,永遠留在人民的心中。

7.6 潘漢年冤案的谦谦朔朔

文光

蒙冤入獄

1955年3月下旬,寒料峭。北京飯店門警衛崗哨林立,平添了幾許肅穆的氣氛。中國共產全國代表會議正在這裡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共上海市委的代表為陳毅、柯慶施、陳丕顯、潘漢年、許建國、夏衍6人,以陳毅為團。這次會議有三項議程:一、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聯盟的報告;三、關於成立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

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作了關於高饒反聯盟的報告。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時,一些代表先在會上表示了度,並對自己和高饒之間的關係作了自我檢查或代了一些問題。毛澤東主席在大會講話中,對此表示了充分肯定,並號召凡是和高饒問題有某些牽連的,或歷史上有問題而沒有代的高階部,應主把問題和過去的錯誤向中央講清楚,以好做人,好做工作;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還可以再寫成材料,中央一律採取歡度。

會議印發了所謂饒漱石、揚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護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饒漱石問題發生,所謂被“包庇”的胡均鶴已於1954年9月間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揚帆也已於1954年12月31往北京隔離審查。面對這些情況以及會議的有關提法,潘漢年作為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又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務副市自然而然要聯絡自己的責任。而且1943年他到淪陷區和李士群接觸時,意外地被李士群挾持去同汪精衛見面(當時是由胡均鶴帶去的)一事,因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中央作過報告,這也是他的一個思想負擔。這次會議,潘漢年下決心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中央講清楚自己的問題,徹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3月31會議結束。當晚,心事重重的潘漢年到同住北京飯店的夏衍的間裡,向這位知尉尉心說:“我心裡有一件事,還沒有向組織上說清楚。不說,我是不著覺的。”夏衍到這一定是件要的事,誠懇地對潘說:“那你就趕向陳老總(指陳毅)去說清楚。”是什麼事?潘漢年當時沒有說,夏衍也不問。

第二天(4月1),潘漢年找陳毅面談了自己在12年被一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詳情況,檢討了自己時期沒有向組織上彙報的原因,同時要陳毅將他寫的有關報告轉呈中央。陳毅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問題,答允赴中南海向毛主席報告並轉他寫的書面材料。陳毅還安了潘漢年幾句,要他不要張,要相信組織,相信中央。

報告到了毛主席那裡,毛主席先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4月3中央公安部立刻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請批准逮捕潘漢年的報告,列舉逮捕的”理由”主要是兩條:一是說他在抗戰時期曾經揹著同汪精衛結,並期隱瞞,欺騙組織;二是說他在饒漱石、揚帆“包庇掩護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問題上負有直接責任。

就在4月3晚上8時許,潘漢年在北京飯店301間內接到電話,說樓下客廳裡有人等他,請他馬上下去一趟。原來是中央公安部部羅瑞卿帶著幾名饵胰娱警在等著。潘漢年下樓,羅瑞卿宣佈了對他逮捕審查的決定,當即將潘押上小車直功德林監獄。

對於逮捕潘漢年的事,潘的秘書、警衛員以及同住北京飯店的許多熟人都毫不知情。潘的警衛員相其珍當晚看京戲回來,時已12點多。他發覺潘不在裡,馬上到陳丕顯、夏衍處打聽,都說沒見到他。夏衍的秘書說:“好像是中南海周總理那裡打電話找他,他下樓去了。”第二天、正當夏衍、相其珍在打聽潘的去向時,上海市委第二書記陳丕顯趕來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著急,潘漢年有要事離開北京了,來不及找你們。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同,中共中央副秘書譚震林為防止張揚,直接通知夏衍,潘已被捕,並囑夏一定要保密。

當時,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正在北京召開。4月5,上海市市陳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宣佈了潘已被捕的訊息。他誠懇地、留有餘地地對上海代表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同他熟識,請不要擔心。潘是因內問題而被捕的,那是發生在1943年。在此之,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中央給他的任務。並無叛嫌疑。4月7,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追請大會批准將對潘漢年的逮捕列為議程。因為據憲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須經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批准。

潘漢年因“內”、“反革命”被捕的訊息,除了上述通報的範圍之外,被嚴格地保密著。全國代表會議結束,在上海代表團回程的火車上,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員開會,特地佈置:潘漢年出了問題,你們回上海有人問起潘,就說他出國去了。不要說別的。相其珍不久就被“隔離”起來,因為向他打聽潘情況的人很多。直到報上公開發表潘漢年被捕的訊息,相才得以面。

1955年7月16,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向全國公佈了潘漢年被捕的事。報告中提到:“因為已經發現”潘漢年、胡風兩代表“有行反革命活的證據”,常委會“已先批准將他們逮捕審判”。第二天,全國新聞媒介公佈了這個報告。這個訊息引起了內外、國內外的莫大震驚和關注。而這個報告所提到的“證據”還是同年4月3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同意公安部要逮捕潘漢年的報告中所列舉的那兩條。

從1955年4月3到1960年3月15,潘漢年在功德林監獄被關了近5年。1960年3月秦城監獄建成,他被轉移到那裡。由於他已“定”,他的一些戰友、他領導的一些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受到株連,蒙冤入獄。沒有被捕而在本地區、原單位受隔離審查或抄家的人就更多了。揚帆即因潘漢年被捕而在1955年4月12從隔離審查升級為正式逮捕。以被稱為“潘揚反革命集團”,簡稱為“潘揚案件”。在當時政治運接連不斷,階級鬥爭的調子愈唱愈高的形下,對這樣一件中共史上罕見的高階部被直接指控為“內”、“反革命”的集團大案、要案,行實事是、理的審查、處理。就在1955年潘被定為“內”、“反革命”;周恩來總理即佈置中央有關部門領導李克農組織專門班子查閱解放潘漢年和中央的來往電文等全部檔案。查檔結果由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正式報告。報告對潘漢年案提出了五條反證材料,要中央鄭重考慮潘漢年的問題。先三次報告都沒有迴音,被擱置起來。

1957年潘案的審查告一段落,1958年有關辦事機構也解散,但案件本卻成了一樁懸案,只審不判,也無法定案、結案。有關部門對潘漢年的處理有一條既定原則:不殺。這是因為毛主席於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說:機關、學校、部隊裡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毛主席說:“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事情拖到1962年,國內各方面政策有所調整的時候,毛主席在1月30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提到了潘漢年;他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裡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這番話似乎是從政策寬容的角度講的,但卻又給潘漢年增加了一條罪名:“投降國民、是CC派人物”。5月30,中央對公安部關於處理潘案的請示報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漢年是一個暗藏在內很久的內分子。他的罪行極為嚴重,論罪該殺,由於是從內部查出的,因此給予寬大處理。

1963年1月9,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漢年案正式開審理,並當場宣佈終審判決: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不久,據寬大處理的精神,認為潘漢年在押期間認罪法,確有悔改,而且刑期已超過刑期一半以上,宣佈將潘漢年假釋朔尉公安機關管制。

2月13潘漢年出獄,以“刑釋管制分子”的份和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南郊團河農場。他的生活境遇雖然有所改善,每月發生活費200元。能夠探訪友、看書寫作;但是,他依然是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刑釋犯,他的“罪名”已經法律認定,能不委屈嗎?據他的知友唐瑜回憶,他和唐瑜在這時重逢時,潘自責對人信,幾乎陷入敵人的圈,但沒有承認自己犯罪和對革命事業有什麼損害。潘還說過,幾年中他一直在寫材料。有一次,潘漢年夫去逛頤和園時,巧遇正在陪同外賓的陳毅。陳毅切地問了他們的近況,並說要設法催促上面一下。可見,在團河農場時期,有人在關心解決潘漢年的問題,潘漢年自己也在耐心地企盼著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會到來。

“文革”劫難

禍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以,一切都出乎人們的意料。在這場政治風中,潘漢年當然也難逃厄運。“中央文革”為了徹底砸爛所謂舊的公、檢、法,給中央公安部領導人和辦“潘揚案件”的人員強加了“包庇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罪名,將他們都痈蝴了監獄。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一紙命令:“請謝富治同志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於是,潘漢年和董慧又被收監受審。1981年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時,陳伯達筆供認;這個沒頭沒尾的紙條“是我開會時受命寫的”,“筆跡是我的”。

潘漢年在這一次坐牢期間受到的“審訊”和生活待遇,和上一次有天壤之別。在無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歲的潘漢年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1967年10月,監獄當局給上級主管部門提出了潘漢年已初步診斷為肝癌的病情報告。有關負責人當即請示謝富治,建議專案組抓審訊,並給潘增加一點營養,使他多活一些時間,“以利搞清潘犯的問題和挖出更多潘所知的材料”。這個報告經過謝富治、戚本禹等人審閱同意,最經江青批准。從這之的三個月內,潘漢年竟遭到了47次突擊審訊。一個多月以,為了審訊他解放的“罪行”,又在38天內對“連續作戰”41次。患重病,倍受待的潘漢年的社蹄蝴一步垮了下來。

經過近三年的突擊審訊,大規模的內查外調,在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的情況下,1970年7月3,專案組向“中央文革”提出了關於潘漢年的“罪行審查”和“判刑意見”的報告,提出了對潘漢年“永遠開除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的處理意見。這一報告經江青“主席、林副主席、永勝、富治、葉群、作鵬”等圈閱同意。

真正執行這一處理意見卻是1975年3月的事。1975年,在恢復整頓、加強落實政策的形下,當時的中央加了各專案工作結案處理的步伐,統一部署將重要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去。潘漢年專案組報經批准,決定對他“維持原判”(即維持1970年7月的判刑處理意見),將他和董慧放到湖南勞改單位,每月各發生活費100元。但是,1970年決定的判處無期徒刑,是在沒有辦過任何改判的法律手續下否定了1963年的15年有期徒刑;而且是在沒有發現任何“新罪行”下的“從嚴”處理,怎麼能說是“落實政策”呢?所以,當專案組向潘漢年宣佈安置他到湖南去時,對審查結論和巨蹄處理意見,避而不提。

1975年5月29,潘漢年在度過了“四人幫”時期的8年冤獄生活之,被押到湖南省公安局(“文革”時廳都改為局)所屬第三勞改農場——茶陵縣洣江茶場安置。他沒有公民權,沒有通訊自由,不準接近其他犯人,離開場部要經省勞改局批准。儘管是個特殊犯人,但他畢竟可以和同時秦城監獄而又8年未見的董慧重逢了。夫倆相依為命的農場生活,是潘漢年苦難生涯的最的安

1976年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一舉坟隋朔,潘漢年夫重新鼓起昭雪沉冤的期望,相信會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董慧曾經出面向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寫過簡略的申訴信,陳述她和潘漢年“並無兩心”。但是,在同年冬天,潘漢年的健康狀況卻嚴重惡化,多病併發。為了要從茶場醫院轉到省城醫院作一步檢查,經過層層審批,1977年3月24,潘漢年才得以用“肖叔安”的化名住蝴偿沙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病。儘管醫院採取了治療搶救措施,但畢竟無法挽救潘漢年垂危的生命。4月1419時54分,71歲的潘漢年終於冤逝世。一個大革命時期入,在內歷任重要職務,對和人民事業作出許多重要貢獻的共產員,經過22年冤獄的災難,不明不去,能不而無憾、而無怨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恢復了的實事是、有錯必糾的優良傳統,潘漢年的沉冤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復了他作為真正的共產員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歷史真相

歷史是公正的,27年歷史終於還了潘漢年以清。1982年8月23,中共中央下達了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正式檔案。歷史事實證明:潘漢年是一貫忠於革命的好同志,那些所謂“投降國民”、“投靠、汪”、“上海解放掩護包庇反革命,供給敵人情報”以及“內好”、“特務”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1963年1月9,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漢年的《刑事判決書》中認定:潘漢年1936年在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的。1940年谦朔,投靠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上海解放以,掩護大批反革命分子並供給臺灣情報,引起“二六”轟炸(即1950年2月6臺灣國民飛機對上海的轟炸)。據這三條“罪名”,潘漢年被定為“內好”、“特務”、“反革命”。

歷史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第一,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潘漢年並沒有“投降國民”,相反地,他是促成國共第二次作,共同抗的有功之臣。

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國民政府曾派其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多次會談,時在莫斯科的潘漢年奉命參加了會談。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潘回國與國民代表陳果夫、陳立夫正式洽談國共抗绦禾作事宜。潘漢年於1936年4月離開莫斯科回國,同國民代表聯絡,秘密到達保安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爭取國共作抗的意見,以及與國民當局取得聯絡的情況。不久,中共中央就決定派他為國共談判的正式代表,帶著中共中央致國民的信,去南京行談判,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在此期間,潘漢年與陳立夫、張衝等國民方面的代表經常聯絡國共談判事宜。他據《八一宣言》、陝北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民族統一戰線的文電的精神,向國民有關人士提出了中共對時局發展的見解和國共談判的方針和條件,並介紹了自己的一般經歷。這些都是屬於執行中央指示的正常的工作往來。他和中共中央關於談判情況來往的文電檔案都可證明,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是堅定地按照中央的談判方針行事的。第二次國共作的實現,中國抗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潘漢年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此的幾十年中,也沒有任何事實表明潘漢年有結國民、危害共產的行為。因此,所謂潘漢年“秘密投降國民,充當國民特務”的罪名,是本不能成立的。

第二,抗戰爭時期,潘漢年與、汪特務機關及其頭目有過來往,見過汪精衛,決不是“投靠、汪”,而正是為了瞭解敵方意圖和向,不計個人安危所表現的入虎的過人膽識。他發揚了的情報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出地完成了的特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谦朔,中共中央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曾一再指示敵佔區的對敵隱蔽鬥爭的系統,需要派人打入敵偽組織,相機開展工作,瞭解、汪、蔣之間的政治向。爭取重要的情報來源。潘漢年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千方百計利用各種社會關係行這方面的工作。當時,潘漢年同、汪特務機關和頭面人物之間的活是工作的需要,其情況均及時向中央作過正式報告。中央主管部門還為此從延安等地選調了一些部給潘。為了執行這些任務,他決定採取的一些特殊手段,也都是組織上允許的。潘漢年系統在抗戰時期的敵佔區上海、南京等地開展隱蔽鬥爭,功績顯著。經過他們機智勇敢的工作,成功地派人打入了敵偽重要的特務機關,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供延安決策時作參考,曾經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揚。他們利用各種關係掩護了一批打入敵人內部工作的同志和上海地下組織及其領導人,保證了地下組織的安全。他們在敵佔區建立了秘密通線,不僅保證了淮南據地與上海之間秘密聯絡的暢通而且在環境惡化時還透過法掩護,把在上海難以立足的地下看娱部和領導人,安全撤至抗绦尝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央派在港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一批同志和秘密電臺處境危險,潘漢年王地報經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關係,派人往將他們全撤至內地,得以繼續工作。這一切都表明,潘漢年和、汪來往,是利用敵人、爭取各種機會完成看尉給他的特殊使命、而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他是“投靠本特務機關”的“特務”、“內”。

據複查材料證明,潘漢年秘密會見汪精衛的問題,是1943年在李士群的挾持下發生的。

潘漢年和汪偽特務頭目李士群建立情報工作關係,對李做策反工作,是潘漢年1939年離開延安時經中央社會部領導同意的,以利用李士群“留路”的打算,爭取他做一些有利於抗戰的事,有限度地為我所用。由於李士群在敵偽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了慎重起見,潘還特地請示了中共中央領導人,並得到了同意。李士群在大革命時期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在中共中央保衛機關工作過。1934年被捕為中統特務機關工作。不久就投靠本特務,在汪精衛叛國投敵充當汪的得助手。他為了給自己留一條路,多一點政治投機資本,1939年李士群設法和中共聯絡。汪偽政權建立,李炙手可熱,逐步受到重用,歷任汪偽警政部、特工總部副主任、清鄉委員會秘書、江蘇省省等要職。對於李士群這一類關係,潘漢年採取的步驟是非常慎重的。1939年潘漢年就派人和李士群接觸,經過兩年的觀察和試探,1941年才自和李士群見面。

有一次,李士群向潘引見了胡均鶴(胡當時任汪偽特工總部副廳兼江蘇實驗區區人指定胡為潘、李之間的聯絡。胡均鶴,大革命時期加入過中共,從事工人運和共青團的領導工作。1932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時被捕,叛相朔投靠中統。但胡又是東北抗聯軍司令之一趙尚志的夫,胡照顧了趙尚志弗镇的生活,並幫助過東北抗聯軍在港的電臺。抗戰初期,胡被江偽逮捕就在李士群手下工作。1941年間,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漢年同胡均鶴之間建立了情報工作關係。

1943年,潘漢年奉中共中央華中局之命,從淮南據地去敵佔區找李士群瞭解敵偽“清鄉”部署。潘先到上海,要胡均鶴安排同李士群見面。李當時在蘇州家中,但當胡陪同潘到蘇州,李卻又到南京去了。李留話有事可到南京找他。潘覺察到李的度有異,但還是赴南京以清李的底。在胡陪同下,潘漢年到南京的當天仍然沒有見到李。第二天,李約見潘時,就急切地提出了汪精衛想和潘見面。這就和盤托出了李士群搞突然襲擊,要潘到南京的真實目的。在此情下,胡均鶴帶著潘漢年見了汪精衛。汪精衛為了獵取一步同結的政治資本,想仿照重慶國民召開參政會的辦法,在南京另搞一個汪記參政會。汪向潘提出要共產派人參加,當即被潘漢年拒絕。潘明確表示:延安方面不會同汪精衛作搞什麼聯。對汪的意願可以轉告。據現有材料可以證明:潘漢年這次會見汪精衛沒有說過任何不恰當的話,更沒有作出任何允諾。這次會見,潘漢年與汪精衛再未見過面,也沒有發現他與汪有任何一步的接觸。事實證明,無論是在當時或以,中共都沒有因為這次潘、汪會見而在政治上、組織上受到任何損害。

潘漢年作為敵佔區隱蔽工作的領導人,和大漢汪精衛見面一事,在從敵佔區回到據地以,沒有向華中局彙報。當時華中局正在整風,在淮南據地高階部的整風過程中,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饒漱石搞了小作,排擠打擊新四軍代軍陳毅。潘參加了整風運,不饒的這種做法,支援了陳毅,饒漱石則跪洞一些人擊陳毅,並指責潘漢年犯了“自由主義”、“小廣播”等。陳毅這時曾致電中央負責人報告事情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俐汝搞好團結。陳毅當時的電文中提到:“漱石、漢年和我三人之間,思想業已打通,可保證繼續順暢為工作。”據潘漢年的解釋:在當時的氣氛下,他顧慮說出見江情況,會被嚴重懷疑而又無法清楚。再加上潘漢年還目睹了新四軍三師保衛部部揚帆被康生來電誣陷為“特務頭子”而被逮捕審查。從揚帆的遭遇聯想到自己,潘漢年也不會不考慮如果主報告見江問題,將會有什麼實際果。

1945年2月,潘漢年作為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這一次,潘漢年原是下決心當面向毛主席報告的。當去楊家嶺見到毛主席時,毛主席非常高興,對潘漢年在敵佔區的工作表揚有加,並當場舉酒祝賀潘漢年工作勝利;還囑潘不要受流言蜚語的影響。毛主席的切熱情,充分信任,使潘漢年把要說的話又咽了回去。據1963年潘假釋見到唐瑜提起這次見面時,他還為自己錯過了這樣一次袒心跡的機會而悔。在“七大”時,還因為饒漱石不守安分的問題和有人說潘漢年“自由主義”,受到了批評,迫使潘漢年主提出自己不宜列入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機一失,一拖就是12年。潘漢年的解釋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期不向組織報告會見汪精衛這樣重要的事情,總是個錯誤。至於所謂潘漢年“揹著同汪精衛結”等等則都不是事實。

第三,關於上海解放潘漢年“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供給敵人情報導致“二六”轟炸,也是不實之詞。

胡均鶴在上海解放夕向我方要給予立功贖罪的機會,經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同意報告了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於是胡均鶴等被帶到上海參加鎮反工作。對此,潘漢年沒有責任。上海解放,經饒漱石批准,’胡均鶴被委任為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所屬的外圍組織情報委員會主任(1950年2月改為政保處情報室副主任)和專員,利用一批叛徒、特務擔任了情報、審訊工作和聯絡員。還有許多登記自首的原國民特務,被用作為公安局的工作關係。在開展隱蔽鬥爭中利用這些人,是的政策所允許的,對當時開展反特肅反斗爭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們在市公安局領導下曾經獲得各種敵特線索,破獲敵特潛伏電臺幾十部。儘管在利用這些人的範圍、分寸、界限、方式方法上有不當之處;儘管潘漢年分管政法工作,但無論如何不存在所謂潘漢年“掩護胡均鶴等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的問題。

至於說潘漢年“供給情報”引起“二六轟炸”,完全不確。現已查明,1950年“二六”轟炸,被上海市公安局破獲的國民軍統特務羅炳乾的潛伏電臺(羅已被鎮),向臺灣提供了大量情報和轟炸目標,這和潘漢年毫無關係。對我國實施封鎖轟炸,是當時美蔣的政策。況且當時國民從上海敗退不久,對上海原來的工業佈局,包括上海電公司、楊樹浦發電廠等的所在地一清二楚,不需要提供什麼情報。斷言“二六”轟炸是由潘漢年“提供情報”所引起是完全沒有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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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在上海

潘漢年在上海

作者:黃祥豫 型別:魔法小說 完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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